【视频】|质性与量化之辩 西方理论如何与中国经验嫁接？-学术写作大讲堂

视频节选自《如何提高论文的影响力——学术评价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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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介绍
陈涛，男，社会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省社会学会理事，多家学术期刊匿名审稿专家。出版专著多部，在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论文写作中有很多热点问题值得深入探讨，有些问题甚至时常困扰学人。比如：如何为学位论文选择理论支撑？究竟是采用定性方法好还是定量研究为宜？田野调查中，如何深入获得研究资料？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中，有的属于认识论中的误区，需要澄清，有的则是研究方法问题，需要明确三生道诀。
一、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的嫁接
很多研究生在写作学位论文时，常受两个问题的困扰。一是论文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如果没有理论基础，就会为论文没有深度而苦恼甚至不自信东南大学校歌。二是西方理论如何与中国经验嫁接？很多论文喜欢动辄马克思·韦伯或者米歇尔·福柯，诸如“惯习” 等西方概念已被泛用、滥用六行君通。而阅读那些套用西方理论的论文不难发现，“两张皮”现象十分明显，即西方理论并不能有效支撑所研究的经验问题。
这种现象具有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渊源。正如曹锦清指出的，社会科学的理论，近代以来全部来源于西方。没有这个理论我们无法观察中国自身的事物，而有这个理论我们又常常误读中国的经验，这就是我们近代的悖论故园怀旧。郑杭生通过“学术话语权”对此进行了深刻阐述：在现代社会科学的世界格局中，欧美社会科学处于中心地位，垄断了学术话语权，中国则处于边陲地位和被支配地位。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社会科学“专家”是学习西方社会科学出身的。他们往往养成一种根深蒂固的“边陲思维”，即对国外理论照抄照搬、亦步亦趋，还自以为站在社会学前沿。忙于运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经验，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这种理论的适用性，即以西方经验为基础的理论，是否可以解释中国社会？而困境恰恰在于，西方理论的产生具有特定的时空背景，虽然看起来很华丽，但在运用到本土实际中，常常遭遇“削足适履”的困境。曹锦清提出了“从外向内看”与“从内向外看” 两种视角。其中，所谓“外”，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范畴，即通过“译语”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在中国社会学界，“从外向内看”相当普遍香港姐妹。曹锦清本人也经历了由“从外向内看”到“从内向外看”的转型：“1988年前，我曾一头钻入‘译语’。在‘译语’中，不仅有着令人兴奋的成套价值目标，也为我们提供各种认识工具。然而，源于西方社会的价值目标能否作为我们民族的‘应该’而铸入到中国社会现实中去？…… 源于西方社会的认识工具一旦移译到中国，也往往失其所指而单纯成为‘应该’。无所指而强为之指、或削足适履、或指鹿为马。这番经历使我认识到，必须走出‘译语’，从另一端去观察中国社会。”理论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忙于运用源于西方实践的理论解释中国的实践，发生“水土不服”也就不难理解。
简言之，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处理理论与经验的关系。就解决思路而言，有两项议题亟待解决伊苏战记。首先，不能盲从西方理论，不能对之生搬硬套。在这方面，研究生导师应该率先承担起扭转“唯西方论”学术风气的历史责任。其次，需要坚持“理论自觉”的学术路线。中国学术界需要通过对本土社会的深入调查研究，加强理论创新。短期内，即使难以在系统的理论层面获得重大突破，也可基于本土经验研究，建构有解释力的学术概念与研究假设。这比运用西方理论套裁中国经验的研究有价值得多，同时，这也是推动理论创新和学科健康发展的关键。
二、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之辨
方法论一般可分为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类型，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是分别对应于这两种方法论的研究方式。在当前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实证主义的定量研究处于强势地位，而人文主义的定性研究往往为之所不屑。但是，不少定量研究存在着数据失真、调查失实等问题，这也为定性研究者所诟病。而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研究方法毫无瑕疵，而是各有优点和缺陷。究竟采用哪种研究方法，实际上取决于两个维度，一是研究对象的特征，二是研究者更擅长哪种方法。
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无所谓孰优孰劣封门青。究竟采取何种方法论，主要由研究对象、研究主题和研究主旨所决定。孔德创立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主张以自然科学为标准模式，强调研究的精确性和客观性，对整个社会科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实证主义往往忽视了社会行动者的特殊性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抹杀了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区别。而人文主义方法论则强调，研究社会现象和人们的社会行为需要充分考虑到人的特殊性，考虑到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差别，要发挥研究者的主观性。用马克思·韦伯的话说，就是要“投入理解”，或者是赖特·米尔斯所说的“人对人的理解”。通常情况下，相比较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更适合于对新事物开展研究，以发现其间的社会文化机制和规律性的东西。同时，人文主义的优势在于“理解”的深度。
关于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这两种方法，同样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而应该相互补充。如果采用定量研究，需要抛弃“唯问卷论”或者“数字至上论”思维， 同时注意对被调查对象及其日常生活的观察和理解。精液治病而定性研究者也不能排斥定量研究，在做“探索”、“深描”和阐释性研究的同时，需要适时地运用《统计年鉴》和有关统计报表中的数据，开展量化研究。简言之，在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之间，研究者往往需要的不是“非此即彼”，而是要力图做到综合性的分析。
三、田野研究的路径
01.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是两种不同的田野研究路径，前者所获取的资料具有“点”的属性，而后者所获取的研究资料则具有“面”的属性。研究者需要紧密结合这两种视角，以提高科学性和客观性。首先，单纯通过“自下而上”的调查所获取的资料是孤立的、零碎的，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而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能够获得具有宏观性和系统性的资料，有助于形成整体认知。其次，政府部门所提供的统计数据、工作总结和媒体报道，虽然能提供相对完整的背景性知识，但未必全部真实可靠。而通过“自下而上”的访谈和观察极端武力，有助于辨别“自上而下”所获资料之真伪。再次，二者的紧密结合，有助于对比不同利益攸关者的访谈资料。不管是强势群体还是弱势群体，其所提供的资料都是经过其个人或所在单位／社区的情感加工后的产物，具有一定的情境性。社会学的调查关注草根的意见，但也需要对这方面的材料加以辨别。 而且，这两种视角的紧密结合能够帮助研究者顺藤摸瓜，进一步挖掘研究主题。
02.农村快速评估与扎根田野研究
农村快速评估，即对于快速把握调查区域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要做到这一点，有两项议题值得高度重视。首先，强烈的“问题意识”非常重要。这要求研究者对所见、所闻、所感要特别“敏感”。其次，究竟调查多长时间合适？一般而言，文学者做博士论文研究，在调查地生活时间不低于一年，这种长期参与式观察是撰写民族志所必需的。但是，生活一年甚至更长时间，与深刻的生活体验之间并不能划等号。在田野调查中，研究者既要能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中，也要能够快速理出头绪，找出线索和主题狼毒软膏。对调查者而言，时间过长事倍功半， 时间过短则定然走马观花，流于形式。学位论文研究，更不能囫囵吞枣，草率下结论。
扎根田野是学位论文写作必需的治学精神。虽然农村快速评估法具有速度快、效率高的特点，但所获取的信息往往只是一个断面，并不具有系统性和深入性。而深入的学术研究，需要持续的参与式观察和跟踪研究。一方面研究者可以专题的形式围绕具体问题开展研究，能够事半功倍地完成既定任务。另一方面，为了研究的深入，也需要对调查区域和研究主题进行持续性的观察。这里以本人博士论文写作为例进行说明，笔者研究的是河蟹产业由粗放型“大养蟹”向生态型“养大蟹”转型的社会文化机制及其效应，研究区域是江南圩区———皖南大公圩，隶属安徽省当涂县。田野调查思路有三：
（1）根据河蟹产业的季节性特征，于春夏秋冬不同时令分别前去调查，以达到对产业发展的系统认知。
（2）回访研究。对一些村落进行数次回访，一是观察、对比其在不同时间段的发展变化，二是检验前期的研究假设， 并围绕新问题搜集资料。
（3）通过县人民政府网和县农业信息网以及有关乡镇政府网站进行信息跟踪，及时把握生态产业的最新进展。
四、研究资料的收集
01.文献法
学术界有很多运用第一手文献资料完成的经典之作。比如，托马斯、兹纳涅茨基通过对波兰移民家庭书信资料的运用写就的《波兰农民在美国》是其中的典范。一般而言，文献来源主要包括官方统计资料、大众传媒资料、被研究对象记载的信息资料（比如，日记、信件）和前期研究文献。笔者在博士论文写作中收集了相关领域的第一手资料，重点收集的是以下几类文献。
（1）地方志文献。地方志被誉为“一地之古今总览”、“一方之百科全书”，是系统了解一个地方社会、 文化、历史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文献。笔者在研究中系统收集了省、市、县、乡镇的方志资料以及水产类文献，比如：《安徽省志：水产志》、《马鞍山市志》、《当涂县志》、《兴永乡志》（手抄本），等等。
（2）统计类文献。统计资料有助于深化对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有关指标的数据比较和分析。这类文献主要包括《当涂统计年鉴》，有关乡镇主要经济指标，县水产局、有关乡镇、渔业公司和水产协会关于河蟹生态养殖方面的统计报表等。
（3）生产日志。生产日志是重要的第一手研究资料，笔者收集的《当涂县河蟹生态养殖生产日志》， 它历史性地记载了养殖水体中的水产品投放（品种、数量和苗种规格）、饵料投入（品种和投入量）、用药记录（病害、处方以及用药时的气象与水质情况）、水质监测指标记录（检测时间、水温、ＰＨ 值、溶解氧、 亚硝酸盐、氨氮、硫化氢）以及捕捞记录（品种、捕捞量、平均规格、单价以及销售额）等。
（4）其它文献。首先，生态养殖专业技术性文献，包括河蟹养殖常识和基本概念资料等。其次，当地生态养殖产业的媒体报道资料。第三，政府工作报告和河蟹产业方面的工作总结。
02.观察法
笔者所采用的观察法是开放式的，并不严格遵照事先设定的假设或观察路线。笔者和有关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以及养殖精英结成了比较亲密的朋友关系，能够参与到他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在生活体验中获得翔实材料。
田野调查中，每到一处，笔者都会特别关注以下情况。
（1）湖泊、河沟以及集镇周边的水塘等水面情况。观察水面有三个目的。首先，了解水域系统和水系情况。其次，认识养殖水域的各种水生动植物路遥功放。 笔者不是水乡人，对江南水乡的水生动植物特别是养殖区域人工“生态结构”并不熟悉，而通过观察水生动植物，增强了生态养殖的感性认识。在这方面，水乡人都是笔者的良师。再次，水域观察能够了解生态养殖效果，因为良好的水质是实施生态养殖效益的基础。
（2）养殖户居住和生活条件。住宿及其房屋家具、家电等信息可以反映家（户）的经济收入，是一项重要的可观察到的经济指标。
（3）观察养殖户在河蟹生产中的饵料投喂、用药情况，并由此可以分析生态养殖的实施情况。03.深度访谈法
深度访谈并不依据事先设计的问卷和固定程序，而是只有一个访谈主题或范围，由访谈员与被访者围绕该主题或范围进行自由的交谈。访谈应以悬置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态度进入现场，并随时保持反省：访谈过程应以日常生活和生活史的结构为结构，以发现问题和追究问题，最后讨论个案的普遍性意义。
深度访谈需要有明确的主题，以便有的放矢。但是，调查中没有一成不变的访谈提纲。访谈中需要根据访谈进展以及遇到的新问题，随时作出相应的主题调整。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预设的访谈主题可能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必须调整；二是访谈中可能遇到更有价值的信息，必须抓住机会获取关键信息。
访谈中需要适当的引导和控制。因为访谈过程中随时可能有他者进入，并可能因此转移主题。当然，他者的介入并不一定是坏事，甚至是召开小型座谈会或专题小组讨论的机会。在农村，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之间串门很正常，频率也很高。所以，在农村调查，对外来者的进入，笔者一般是进行适当的引导，然后以在一起唠家常的形式开展交流，尽可能获取丰富的信息。另外， 还需要对关键信息加以适当反问、重复以及向他人访谈进行佐证，以确保所获取的信息是客观的，而不是带有被访者的强烈个人感情色彩。
五、研究资料的分析
01.资料分析中的客观性
资料分析需要尽量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这涉及到科学精神。但是，如何保证所获取的资料绝对客观，如何保证绝对实事求是的分析，却并不容易。
韦伯提出了“价值相关”与“价值中立”两个命 题。在他看来，问题的选择总是“与价值有关的”，即取决于研究者的价值准则和兴趣。“价值中立”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一旦研究者选定了研究课题，就必须停止使用自己或他人的价值观念，而遵从他所发现的资料的指引；二是不能从“实然的陈述”中抽出“应然的陈述”。这要求研究结论必须来自研究发现，不能做简单的“学术预言派”。同时，研究者对所搜集到的资料要有质疑和求证精神。这是因为， 不同部门的统计标准可能不一，甚至存在因宣传需要而“修饰”数据，进而导致不同部门的数据出入很大。与此同时，也需要对民间资料进行甄别。社会学者比较关注弱势群体及其话语体系，在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体系之间，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了民间立场，而这事实上影响了价值判断。社会学者要有现实关怀，但更需要在“客观性”方面保持清醒认识。在论文写作中，研究者可以使用老百姓的语言，包括方言、 顺口溜和民间谚语。一方面，这些民间语言本身具有很丰富的内涵，如果转换成书面语可能失去了本来的意味；另一方面，这些语言生动形象，直接运用这些民间语言可以保持访谈资料的原貌。
02.“小社区”与“大社会”
个案研究所从属的人文主义方法论决定了它并没有代表性的属性，但这也并不妨碍“代表性”的呈现。笔者的博士论文聚焦于大公圩河蟹产业转型，但真正的研究意图是要超越具体区域，在“小社区”中透视“大社会”，探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一般机制。所以，案例研究的背后是“系统的视角”华军合创，力图探究产业转型背后的类型学意义和方法论价值。
在资料分析中，笔者一方面关注着产业转型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国际国内市场环境等宏观变量；另一方面，通过对比不同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 着重探讨不同发展类型背后的共同的内在规律或曰一般性特征。最后，探索产业转型的运行规律，并研究案例的发展经验可为其他区域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什么样的一般启示。在田野调查中伊耶那美，研究者需要将具体案例放置在更大的时空背景中加以理解。曹锦清对毛泽东提出的“古今中外法”的阐释，有助于我们对此更好地把握。所谓“古今法”是把当代中国的很多经验放到中国的历史经验里加以考察，而“中外法”不仅指中国和外国的比较，还指把调查的局部社区放到一个更大的整体中加以理解， 就是说要把考察的对策以及与这个对象相关的外部因素都要加以研究。这就是说，要做到纵向层面的历时性研究与横向层面的共时性研究的有机统一何苏叶。而通过“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是在“小社区”中理解“大社会”，并在具体的、“特殊性”的案例中把握“一般性”的关键。
六、结论与讨论
最后，笔者以自己的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为批判靶子，就论文写作主题的确立展开讨论。
学位论文研究是一项工程，需要不断地“破题” 与“立题”。笔者博士论文的最终框架就是在多次的“立”与“破”之后才形成的。（1）就研究区域而言，笔者最初计划以县域为单位。但后来发现，县域内的河蟹产业发展类型不一，难以在同一个研究框架内立题，遂将研究区域改为大公圩这样一个相对封闭和独立的区域经济社会共同体。（2）在理论框架方面，最初计划用生态现代化理论统领全篇。但后来发现，将之统领全文显得生搬硬套，遂放弃这一理论框架。（3）就研究主题而言，最初计划以改革开放以来的县域环境变迁为线索，研究污染事件及其治理过程中的组织行为。但后来发现，这样的研究难以有深度，而且田野调查中的发现与预设存在很大偏颇，遂转而研究“产业转型的社会文化机制及其效应”。可见，学位论文的主题确立经过了一系列的“破”与“立”。
学位论文写作不是书本所能教授的，而必须融入社会、走进生活。正所谓，郝璐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学位论文写作，也是“得失寸心知”，是一个破题与立题相互交织的过程。学位论文写作中还有很多议题亟待深入研究，因为篇幅问题，笔者将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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