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 首席评论 马骏详解绿色金融发展现状与前景-第一财经首席评论

| 本期嘉宾

马骏
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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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落下帷幕的2018冬季达沃斯年会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发表演讲，向世界传达了中国要转向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决心，给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发展绿色经济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巴黎协定》的必经途径。而在发展绿色经济的过程中需要巨大的前期投入，相应地，为绿色经济提供支持的绿色金融应运而生，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和使命。首席评论在达沃斯专访了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面对这一新的金融领域，他抽丝剥茧，为我们清晰描绘出了一幅绿色金融的全景画卷。
张媛：看到近些年您一直在推动绿色金融，那现在对于绿色金融有没有一个标准的概念或者一个共同的机制，可以使得各方在这样一个框架下进行对话呢？
什么是绿色金融？
马骏：从概念上讲，应该说最近几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比如说你看2016年8月份，由七部委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里面就有一段话，定义了什么叫绿色金融，这是咱们中国的定义，基本上的意思是说绿色金融是指有环境效益的这种金融服务蔡小兰，什么叫环境效益呢？里面很复杂，至少有三个内容，第一是改善环境，比如说能够降低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第二是应对气候变化，什么意思呢？讲得直白一点就是减碳。第三个是增加资源使用的效率，也就是说循环利用等等这方面。
张媛：为什么这些年对于绿色金融这个概念如此重视呢？
为什么近年来绿色金融日益受到重视？
马骏：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做了一个研究，当时我牵头的叫绿色金融研究小组，搞了14条建议，这14条建议的开头就有这么一段描述，比如说全年每年需要的绿色投资多少多少万亿，当时还是比较小的一个估算，比如说两万亿，后来慢慢增加了，现在已经估算到四万亿甚至四万亿以上，在几万亿的投资需求当中，政府能拿出多少来拍狮网？当时我们估算的是十到十五个百分点，也就是说15%以下的绿色投资可以由政府来提供，但是至少85%的绿色投资必须要来自于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结论就很明显，你必须要用一个绿色化的金融体系动员和激励大量的社会资本进入到绿色层面。
张媛：看到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刘鹤主任也是强调了中国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决心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2018年，中国经济通过高速度的增长到高质量增长，这个过程当中绿色金融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绿色金融在高质量发展中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马骏：其实所谓的高质量的增长，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绿色的增长，因为你如果光有增长，但是污染很严重，碳排放也很严重，未来这个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解释的话，我们不要过度地去追求增长的数字，比如说传统的GDP的增长速度，而是可以让GDP增长速度下降一点，但是要把绿色化的这个程度要提高，所谓绿色化程度内容丰富，我们要减少各种各样的排放，我们要改善生态环境，我们要降低碳足迹等等，这些内容都是未来所谓高质量增长的一些具体表征。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绿色金融发展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我国“十三五”发展规划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坚持绿色发展，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同时，为了推动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寻求绿色金融发展的国际合作，2016年中国在担任G20主席国期间，首次把绿色金融议题引入G20议程邓永佳，并创建了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其七个议题的研究成果均写入了《G20领导人峰会杭州宣言》，使发展绿色金融成为全球重要共识。当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标志着中国成为了全球首个建立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经济体。去年6月，国务院决定在江西、贵州、新疆、广东和浙江五省区部分地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探索符合地方特色和实际需求的绿色金融体制机制创新。当顶层设计逐步清晰后，如何建立合适的激励体系、运用哪些工具来解决绿色项目所需资金和绿色投融资发展不平衡之间的矛盾成为未来绿色金融领域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张媛：说到绿色金融，它具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或者什么样的工具来支持经济的发展呢？
马骏：我们2016年6月份发的绿色金融指导意见，里面有35条，所以我只能说简单把它归类成几个方面的内容，一类叫做激励机制，为什么要激励机制呢？因为有些绿色的项目它的回报率不够高，为什么不够高呢？因为它有外部性，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搞一个新能源的项目，它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可以减少空气污染，减少空气污染以后就有人受益，什么人受益呢？三百公里之内所有的居民都受益，你没有办法向三百公里之内所有居民都收钱的话，那就叫做外部性没有办法内生化，因为你收不到足够的钱，所以你的项目不太有足够的回报率。因此私营部门往往不愿意投资这样的项目。在这种情况下你就需要有一定的激励机制，比如说我们在指导意见当中提出了，要用央行的再贷款，可以降低这些项目的成本，要用补贴、担保、政府的基金投资等等办法来降低融资成本，或者提高他们的融资可获得性。
还有一类是回报率是够的，但是它期限错配，我举一些例子，比如我们中长期的污水的项目，固废的项目，新能源的项目，地铁的项目等等都是绿色项目，可以节能减排。但是即使它的回报率能够达到私营部门要求的回报率，不过提供这种中长期贷款或者资金来源的渠道非常有限，因此我有巨大的融资需求，融资的供给是不够的，怎么办？就需要创造一些能够跟这些期限互相匹配的融资渠道，举个具体例子就是绿色债券的市场，因为过去我们大部分的绿色项目是靠银行融资，而银行无法给出足够的长期融资，所以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新的平台，让很多项目可以直接去获得三年、五年、七年、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这样的融资。
还有一类我们把它叫做怎么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绿色资源的作用，这类是什么例子呢？就是举一个关于环境信息披露的这么一个案例，我们在指导意见当中明确提出，今后将对上市公司采取强制性的环境信息披露的要求，现在分工方案已经出来了，三步走，第一步，2017年重点排污单位，要披露环境信息，（第二步）2018年半强制的，就是说你或者披露，如果不披露的话你得解释为什么你不披露，第三步，2020年所有上市公司，不管有没有理由必须要披露。
张媛：在公司治理方面更加完善。
马骏：我们把它叫做信息披露的要求，信息披露的要求，它可以让资本市场上愿意投资绿色的企业找到真正的绿色企业，你如果不披露，我就不知道你这个企业是绿的还是不绿的，披露了以后资本市场包括中介机构等等，就是帮助资本可以找到它合适的投资对象，这个就叫做强化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
张媛：看到我们在去年6月份玉佛城，也是在全国范围内设置了5个绿色金融的试验区，在浙江、江西、广东、贵州和新疆，但其实这几个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情况差别还是比较大的，为什么做这样的考量呢？
马骏：五个试验区选的都是各有特色的，比如东部地区比较发达的像浙江、广东，他们更容易利用自己的财政资源去提供一些激励，比如说这些地方都拿出了不少钱来搞补贴，来搞担保，也建立了自己的绿色基金，这是一种模式。还有一种是属于开发区的模式，像贵州和江西，这两个实验区基本上都是新的开发区宠妻至上，新的开发区主要特点就是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是新的，我的观点就是既然是新的，你要保证新的投资是绿色的，因为从全球角度来讲，比如世界银行就有专家说未来的碳排放70%是来自于新的建筑物，你现在在规划建设的过程当中，就要保证我们达到比较高的排放的标准，比如说你单位面积的建筑物它的碳排放和能耗都要比普通建筑物低40%。因此我想这些开发区它的一个主要着眼点应该是保证新的投资，是绿色的。新疆是另外一类，新疆有非常丰富的太阳能和风电的资源，怎么用绿色金融的手段来推动这些产业的快速发展，就成为他们的一个课题。
张媛：我相信您在推动这个过程当中也做了大量的调研，在这个过程当中，绿色金融这是一个新的概念，那目前有没有一些好的实际的案例，如何来鉴别这个是真绿色还是假绿色？
如何防范“洗绿”风险？
马骏：你讲的是就绿色金融面临的一个挑战，叫做如何防范“洗绿”的风险，绿色金融比如说我们对绿色债券有定义，我们对绿色信贷也有定义，但是不能排除有些机构可能是名义上用的是绿色的资金，但实际上去做非绿色的项目，怎么防范？这里面有好几个层次，比如绿色债券，第一你必须要有明确的定义，因此呢我们的定义，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咱们绿金委在2015年12月发布的绿色债券的目录，是非常具体的，这是第一点，你必须要有明确的标准。
第二点是发债的时候需要有第三方的认证，因此你去看我们中国发的绿色债券，绝大部分百分之九十多都是经过第三方认证的，当然还有一些，百分之几，因为他们是从发改委那边获得的批准，而发改委内部有一个评估和认证的这么一个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所有的绿色债券都是经过第三方认证和评估的。这是第二道关。
第三道关就是你必须要披露你的用途，这一点也写进了比如说人民银行的，还有证监会的，还有几个交易所的具体要求当中，你在发行之后必须要告诉市场，你这个资金到底是不是用到了你当时所声称的那些项目当中去，所以披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还有就是第三方的机构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评估，比如现在已经有一些第三方的评估机构来排这些债券的绿色化的程度，对他们绿色化程度进行打分，不光是不是绿，还给你打一二三四五，五个等级的分数，从而来推动这些债券滕州二中，保证他们是绿色的，或者至少避免这种“洗绿”的风险。
张媛：提到绿色，提到环保，似乎这代表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周期长，回报低，这可能也是现实的一些情况。在这个过程当中，公信力的背书和激励机制是否有足够的积极性，来使得这样的民营部门参与其中呢？
如何激励各方参与到绿色金融与绿色项目中？
马骏：激励机制不能说已经足够了，因为我们现在的设计，比如说担保、贴息和政府基金的支持，都是在地方层面的。地方层面就取决于这个地方有没有钱了，我刚才举了几个例子，就是沿海地区地方政府很有钱，它就拿出来搞激励机制，但是到了中西部，他们的激励机制是相对有限的。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能不能有更多的中央层面的激励机制暗门网，来帮助到财政力量比较弱的中部和西部地区能够更多地吸引私营部门、社会资金投入到绿色产业的这种资源，除此之外，还需要更多市场化的激励机制，比如我们能不能培育更多的机构投资者，让他们变得有绿色的偏好，也就是说同样的是债券，这个是绿色的，那个是非绿色的，那么在同样的信用评级的情况下，能不能有更多的投资者愿意去投绿色的债券，如果更多投资者愿意投绿色债券的话，绿色债券的融资成本就可能有所下降，通过这种机制来激励更多的绿色债券的发行。
张媛：它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有效激励呢？
马骏：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市场化的激励机制邢念增，你怎么让机构投资者慢慢的变得更有绿色的偏好，一旦披露以后这个偏好就上去了，有这么样一个偏好的话就有更多的市场化的激励机制给这些绿色的资本所参与的投资。
比如西方有很多机构投资者都已经加入了PRI，叫责任投资原则佳苗瑠华，它同时也是一个机构，1500个机构投资者都加入了，加入以后就承诺我需要增加我的资产的透明度，让全世界知道我投了多少绿色的，我必须要对所有的投资项目进行环境效益的评估，到底是正效益还是有负效益等等。所以这样的氛围芭比华丽礼服，这样的市场环境，我们也需要营造。
张媛：您前面提到说中国的绿色债券市场发展，西方发达市场有十年的周期，中国可能在两年的时间里面就已经发展成了全球最大，所以为什么中国会有这么快的一个发展？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担心风险吗？
快速发展的中国绿色债券市场是否存在风险？
马骏：其实虽然我们发展很快，但是我们的绿色债券占到全部债券市场的比重还非常非常小，从发行量来讲，我们现在绿债占到全部债券发行量2%，国际上绿债发行量占到全部债券发行量0.2%，我们是领先的，领先10倍，但是我们还是很低很低，未来应该说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就从量上来讲，目前我们觉得风险是可控的，因为刚才讲了我们有各种机制，保证“洗绿”的风险可以得到控制。同时在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措施保证这些防范风险的措施是能够落地的，最近人民银行和证监会就共同发了一个关于第三方认证的规范性的意见，认证已经有了，作为一道防线，但是怎么能保证这个认证的质量也是能够达到标准的，这个意见就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认证机构本身应该有什么样的基本的条件和资质，认证的报告应该保证有什么样基本的内容，认证的结论是用什么格式来表述等等拜访函，现在这些都有了。
作为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对绿色金融深有研究，也深有感情。2014年至2017年担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期间，他牵头绿色金融研究小组提出发展绿色金融的14条建议，主持起草了七部委《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来到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后，马骏的文章和公开讲话大多是关于绿色金融的进展介绍。为何他会对绿色金融有这么浓厚的兴趣，并一直致力于推动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呢？
张媛：看到您在央行工作期间就开始着重于对于绿色金融的研究，同时您还是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的主任，为什么近些年您特别关注这个领域的发展？
为何对绿色金融领域研究情有独钟？
马骏：其实咱们国家反复强调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我想支持实体经济有几个大的方面，一个是要支持创新创业，这块我们有科技金融去支持，我们要支持普惠金融，比如说用金融的手段来帮助扶贫等等，这一块也有很多人投入了时间精力去研究和推动。还有一大块至少过去几年，我们觉得是非常应该做，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的领域就是绿色，因为绿色作为实体经济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需要金融来支持，因为没有钱的话你绿色转型其实是无米之炊，我前面已经讲到绿色转型每年需要的可能是几万亿的资金，如果光是画一张大饼说我们要绿色转型，但是钱不到位的话，你是做不到的。
张媛：看到您的个人经历，从机构部，到监管方，现在又到高校，这一路过程当中没有离开金融这个大的领域，那么在不同的主体供职期间，您个人研究的角度和偏好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
不同机构的从业经历带来了哪些宝贵经验？
马骏：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的工作经历都有它自己的价值，比如说我在投行干了十几年，投行的精力其实对未来要做政策研究，或者说要参与政策制定其实都非常有用，因为很多政策它事实上是跟市场的博弈，政策出来以后，市场会怎么样，你自己得有个判断，而这个判断往往是要凭经验的，所以市场经验在未来的政策的研究当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那么在政策圈里面的经历也很有用，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你光从学术的角度或者市场的角度去看政策制定的话，你往往不知道政策的约束条件，因为很多约束条件使得政策难以去最后选定一个最优，只能是选一个次优，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你必须要在政府当中，在决策圈里面有一些经验，最后学界有什么好处，就是它的自由度。你在任何机构里面干活的话，一般来讲机构有个偏好，它喜欢在这个阶段当中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领域当中，但是从学术的角度来讲你可能会发现中长期的对国家，对这个行业更有利的，更加重要的问题，应该是在那些（领域），你可以腾出时间精力来更多地投入到你认为更重要问题上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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