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15年前的那场非典，现在可以说说了-付春兵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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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十五年了。
2003年春天，来自冠状病毒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的突袭，在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导致了一次巨大的社会危机，一场抗疫战争在中华大地打响。
那一年，SARS在中国大陆留下了5327人感染、349人死亡的数字。
在中国香港， 1755人感染，299人身亡。
温家宝回顾“非典”时说，“ ‘非典’ 疫情，以及由此引发的我们治国理政理念的转变，和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政策的调整，无论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来说，还是对政府改革和建设来说，都是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
这场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改变着国家的医疗机制，对政府重大信息披露和应急机制建设起到重大作用，成为中国公共卫生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和里程碑。
高强：宁可牺牲经济利益 也要保护人民健康

2003年，“非典”肆虐。
当时出现在媒体中频次最高的一个官员，就是时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兼常务副部长的高强。
“宁可牺牲经济利益，也要保护人民健康，只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灾难就可以转变为财富。”这是高强2012年9月在接受人民日报、人民网记者白剑峰专访，回顾那场危机时说的。
临危受命 在风口浪尖他选择坦诚如实相告疫情
2003年4月20日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关于“非典”疫情的新闻发布会。卫生部的一张新面孔首次披露北京“非典”疫情的真实数据。他就是当天上午刚被任命为卫生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的高强。此前，他是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从事过将近30年财政工作。

高强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开场白里有一句话是“这么多记者参加，说明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关心。”
行前，高强向国务院领导请示新闻发布会“口径”。国务院领导明确“授意”：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承认工作中的不足，敢于承担责任，给群众以信心，显示政府的决心。
高强回忆道：“国务院领导告诉我，新闻发布稿是经过审定的，按此发布。至于回答记者的问题，可以自由发挥。”
他向记者通报了全国内地最新的疫情情况。“截至4月18日，全国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病例1807例”，同时讲了北京的情况，“按最新统计，北京共确诊非典型肺炎339例”。
针对北京市的数字与前几天公布的数字变化很大，高强做了三点解释：“5天以前，卫生部公布北京确诊病人是37人，现在是339人，增加了302人。但这302人绝不是在这5天内出现的病人，而可能是10天以前、20天以前已经发病了，住在某一个医院里，但是并没有发现。现在把过去没有发现的病例找出来，如实地向大家报告，这是中国疫情统计制度的一个进步。”
高强表示，“国务院决定，从明天开始，将原来五天公布一次改为每天公布一次；公布的数字既包括确诊病人数字，又包括疑似病人数字，以引起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对防疫工作的重视，共同努力，控制疫情。”从2003年4月26日到6月24日，通报疫情变为电视直播，这60天的每天下午4点，都由中央电视台直播卫生部“每日疫情通报”。
此次新闻发布会以真实准确的数据击败了社会上的“流言”，而“每天公布一次”数据的承诺让人们有理由相信党中央、国务院对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极为重视，对公布疫情是坦诚的，对广大人民群众是负责的。此次发布会也开了我国“信息公开”的先河，“非典”五年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信息公开常态化。
“当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人民群众希望及时了解真实情况，体现了对国家的关心。政府应当坚持公开透明，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大家。从法律上讲，这是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因为公众有权知道真相，并监督政府工作。从执政方式上讲，这是坚持群众路线。政府不仅要相信自己，更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如果认为只靠政府工作就能解决问题，而不愿意组织和依靠群众，就会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高强回忆起当时的信息披露时如是说托福代报。“一旦有了人民群众广泛的参与和支持，再大的难关也能攻克。”

赢得支持 全民动员 世卫组织两个月内对北京“双解除”
新闻发布会过后的2003年4月24日，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成立，向“非典”防治全面发力，成为抗击“非典”的重要转折点。
因为“非典”疫情，当时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已经中断了和中国人员的往来。而此间，有一位外国的交通部长访华。高强在会谈中表示：“目前北京‘非典’疫情比较严重，对部长先生此时访华表示钦佩。”没想到，这位部长诙谐地说：“我不认为北京的‘非典’威胁，比我们国家汽车的威胁更大。”这为高强增加了信心。
为了切断传染源，北京市分批对重点疫情场所采取隔离措施。到5月底，全市先后被隔离的“非典”密切接触者达3万人。很多高校的被隔离者安心待在宿舍等隔离区，而隔离区外的人们则为被隔离者送饭送水，还送来电话卡。
2003年5月下旬，北京的“非典”疫情得到明显控制。
6月2日以后，北京再未出现新发病例。
6月20日，高强赴吉隆坡参加世界防治“非典”大会。高强向时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布伦特兰提出，希望解除北京旅行警告和摘掉北京“非典”疫区的“帽子”。
6月24日，卫生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主任尾身茂博士在会上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并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排除。
尾身茂坦率地指出，在“非典”疫情暴发的早期，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信息不够透明，也不够及时。但4月中旬以来，中国政府在防治“非典”方面的正式承诺是非常坚定和强有力的，出台的各种防控措施也是非常有效的，提供的信息也是透明和及时的，群防群控也具有强有力的群众基础。
高强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对北京的“双解除”，标志着中国抗击“非典”的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胜利。他用五个“不能忘记”，表达了对党和政府、人民群众、医疗卫生工作者、国际社会和新闻媒体的感激之情。
晚上，高强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即兴写了一首《满江红》：
“癸未年初，春来慢，乍暖犹寒。清平日，蛰虫突变，乱我中原。瘟情如潮卷南北，硝烟遍地染河山。问苍穹，何时定风波，天下安。
东风唤，赐利剑；赴疆场，战凶残。赖万民相助，何惧狂澜。人生能有几回搏，哪怕马革裹尸还。唱一曲，壮士别燕丹，奏凯旋。”

深刻反思 “非典”经验教训是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财富
在2003年6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高强说，这次防治“非典”的斗争中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缺陷，如中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薄弱，疫情搜集和报告体系还不完善，原有的一些传染病医院被改造成一般性的综合性医院，特别是农村卫生工作相当薄弱，农村的医疗卫生体系、设施、水平和技术都比较落后。这些在“非典”防治工作的初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困难。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就会下力量加以解决。
“防治‘非典’的斗争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存在的一系列的缺陷和问题。我们要勇于面对，深刻反思，把用鲜血换来的教训作为加强和改善今后工作的宝贵财富湘夫人教案。”
高强曾在接受《学习时报》采访时表示，“非典”是一种新发传染病愚人食盐，人们对这种疾病的传播机理和传播途径尚不清楚，又缺乏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手段。特别是疫情流行早期，一些医务人员被感染死亡，加剧了民众的恐慌心理。
在2003年抗击“非典”事件中有四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一是判断不准，处置不当。在“非典”疫情初期，卫生部门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没有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迅速切断传染源。
二是信息不准，传递不畅。当时对传染病疫情还没有实行属地化管理的体制，一些地方上报的疫情信息不全面、不及时、不准确。卫生部按地方上报数字汇总，对外通报，与社会民众感受到的情况存在差距。
三是未及时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机制。到2003年春，“非典”疫情已在多个省份流行，但有些地方还没有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没有形成社会民众广泛参与的防控大军，仅靠医疗卫生人员难以组织起强大的防控体系。
四是缺乏有效国际合作。与国际组织和国际媒体沟通交流不畅，与各国政府也未建立起有效的合作机制。
高强指出，“党和政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宁可牺牲经济利益，也要保护人民健康。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成为抗击‘非典’成功的基础。”
他也指出，“一旦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政府首先想到的应当是群众，既要关心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又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因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中坚力量。非典初期，疫情之所以蔓延，主要是因为防控工作只停留在医疗卫生系统内部，没有组织群众群防群控，从而使工作陷入被动。当全民参与抗击非典形成了巨大洪流，抗击非典工作就迅速由被动转为主动，这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
“非典”肆虐，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人民，都是一场灾难。然而，只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灾难就可以转变为财富。
钟南山：上医治未病，再等五年十年就晚了

在许多经历过2003年那场灾厄的人心目中，钟南山是一个无需解说的名字。“非典”病魔席卷中国的恐慌中，他至少有三次发声何裕，成为抗击“非典”战役的三个标志性转折点：
广州“非典”疫情危重的春节前，他代表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提出“把最危重的病人往我们医院送”，形成抗击“非典”的核心高地和事实上的临时指挥所；
2月18日，他在北京官方几近定论的“衣原体病因说”上投了反对票，后被证明是正确和果断的选择，阻止了可能发生的大面积误诊；
4月，在面向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记者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明确表示“疫情并未得到控制”，启动了真实疫情通报和国际协作的开端。
2003年2月，也是钟南山团队率先提出一套对“非典”行之有效的疗法，通过《广东省医院收治“非典”型肺炎病人工作指引》发往全国致美网，指导了许多一筹莫展、焦头烂额的基层医务工作者。
传记作者给他的封号是“勇敢战士”，但钟南山自己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医生。在非常时期客串过斗士、发言人甚至精神领袖后，他回归日常，兢兢业业地完成他作为医生、教授和行政领导的工作。

“我没太意识到这样讲话的后果”
记者：这十年来，您的生活和工作有没有因为“非典”发生大的变化？
钟南山：还是有比较大的变化。我是搞胸肺科的，“非典”正好是呼吸系统疾病，有意无意就成了防治里面一个比较瞩目的焦点了。当然最后是做得好，做得不好，大家都会看到。我想，咱们从“非典”的整个过程就能感觉到，讲话都要比较注意，因为它会造成一些影响，或许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所以我自己在讲话的时候，尽量做到讲话有证据，这是比较大的影响。
记者：您个人的工作内容有没有发生改变？
钟南山：十年前，正好“非典”前一个月，我本来已经不当广州医学院的院长了，行政工作空了一些，后来因为“非典”又多了很多社会工作。其中特别主要的就是2005年到2010年，我当了中华医学会的会长，经常到北京出差。这个工作占了自己不少时间，但假如能够为广大的医务人员做点事，还是很值得。
这是在社会活动上面。业务上也有比较大的影响，为什么？以前我是从来不搞突发性传染病的，但是国家碰上这样的事，而且十年来禽流感、猪流感，一直到最近的新型冠状病毒及H7N9型禽流感，对人群来说首当其冲的都是呼吸系统。我们的工作、研究都要结合公众的需要、国家的需要，所以我们就花了很大的力量。研究所有一个很大的组，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丁秋星，包括病原学监测、对重病人的救治，都做了一些工作。
记者：“非典”的早期情况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公开，但当时您在急迫的情况下挺身而出讲了真话。现在十年过去，大家想知道，当时有没有一些话是您没有讲，或者一些信息是当时没有披露的？
钟南山：大多数都还是有讲的。我记得第一次去北京参加记者招待会，上头曾经给我交代了一下，就是说要按照当时定下的调子来讲话。那次招待会，我比较多地强调北京不同医院出现了一些病人，我解释说，有些医生不是搞这行的，不太了解，以及有些地方有转院病人，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事情并不是很严重。
第二天立刻又有一个发布会，还是有很多记者对一些问题不太满意。有一个记者直接问我，你觉得现在“非典”是不是已经控制了？我当时没怎么思考就说，没有控制，顶多就是被遏制了。当时说实在的，病源也不知道，病情危害也了解得不够清楚，怎么治也没有把握，而且还在不断地传染，怎么能说它受到控制呢？我不大理解，也没有太意识到这样讲话的后果，结果境内境外都发表了。我当时只是从学术的层面来考虑。
记者：在“非典”这种危机面前，到底怎么对待信息公开的问题，每个人的想法不同。您怎么看？
钟南山：信息公开，需要辩证地看。从基本来说是应该公开的，但要看什么事情。比如突然出了一个核事故，当然是要公开，就像日本那样，但是政府应该首先要知道怎么对待，心中有数以后再公开。要是政府什么情况都不了解，一下就公开的话，也会引起恐慌。
但大多数的情况下，向公众报告事情原委是对的。比如灰霾，一般来说，你越是向公众坦诚、透明地报告现状蛊夫，而且有自己的想法，该怎么做，我想你就会和公众心连得越近，就能共同来对待这个事情。
你说为什么“非典”一开始就有隐瞒，一个是不想让大家知道，怕引起社会混乱，这是最多的考虑，第二是对这个东西不认识。包括我接触香港的一些官员，真的没想到这个事会造成这么大的后果，因为谁都不知道它会这么传染，而且传染以后在国际上造成了10%的死亡率，都是青壮年。对疾病，对它发展的未来不认识，这是情有可原的。但我们国家在“非典”以前，常常就习惯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疫情，把它盖起来大事变小，小事化了，包括艾滋病、毛蚶造成的肝炎等等。一旦老百姓知道了真相，就会拉大对政府信任的距离。
所以通过这件事，我觉得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注意信息公开。以后出现的事情都比较注意，比较及时地向大家报告。
记者：您怎样看待当时媒体的作用？
钟南山：媒体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吸引眼球的背后，有时候是真的新闻，有时候是把新闻放大虚假化，两个都有。
我觉得“非典”一开始，确实媒体也不太了解情况，另外也是有一部分放大的。2003年开始单纯是官方的媒体在报，后来透明度各方面能促进得这么快，我觉得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手机了，虽然媒体没讲，但是民间短信传播很多，大家都知道疾病的传播，以及它的严重情况。这个我觉得起了很大作用，这也算媒体吧？
媒体在这个突发性事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些部门和地方，不想让媒体知道，但媒体非常想知道，包括香港媒体，当时都很怕见他们。但是我有过几次很坦诚很坦诚地跟媒体讲我的想法，讲事实是怎么样的，而且希望他们能够很好地报道。
有一次给我的教育很大，那次是在香港，给一些媒体谈关于“非典”的问题，他们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地球之盐，我很坦诚地讲大陆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是怎么对待，怎么做魔卡传奇。第二天看到媒体报道，绝大多数非常好，那次给我的思想转变很大。当时我的感受就是，对媒体大多数人，你只要非常坦诚地向他们讲情况，不带偏见，而且不带情绪的话，他们也能够很客观地反映情况。从那以后，我觉得我还是和大多数媒体做了朋友，当然不是所有的。
我觉得，大多数记者能够很客观地把你的问题反映出来，但是你不要隐瞒。

“上医治未病，再等五年十年就晚了”
记者：这些年，您在控烟、地沟油、青少年锻炼、假药广告、雾霾天气等许多公众议题上频频发声，尽管它们并不都在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钟南山：你举的五个例子，全部是和健康有关系的。作为一个医生，我觉得权宁一，对此发言还是义不容辞的。特别是现在某些方面都已经影响到公众的健康了，这个不是一般的影响，而是说不定以后会严重影响，你吃了真的有毒的东西，你整天呼吸六级污染的空气，那是严重的影响。假药更不用说了，我们当医生的，救死扶伤，健康的最基本都影响到了，为什么不出声呢？必须要出声。
记者：一般您是媒体问到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您就说说自己的观点，还是主动地、认为自己有义务推进大家对这个事情的认识呢？
钟南山：看什么情况。有一次谈到甲流病人的病死率，那是媒体问起我，因为我很多学生在全国各地的ICU，我心里有数，问起我我就回答。很多事媒体问起我，我提提自己的看法，不管对不对，是我心里的话。
但是有一些，我是非常希望通过媒体能够让公众注意。包括乡村医生的待遇，包括灰霾天，尽管确实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觉得报道它们绝对是正确的。等到5-10年后，真的由于严重空气污染引发大量肿瘤的时候，就晚了。对假药，我一点不客气。我非常希望通过媒体的力量，能够使公众更加重视，使政府有关部门更加重视。媒体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举个例子，像去年，我们讨论灰霾天，我们为什么不公布数据？当时知道，这个技术并不难，什么时候公布，据我了解本来是要到2016年。后来我们通过媒体反映，让大家知道超标就超标，我们共同怎么努力把它改进，从企业的角度，从政府的角度，从个人的角度，这都有很大好处。
我特别记得，通过媒体，曰出江花红胜火广东去年率先公布监测的结果，后来全国都公布了。这个就是媒体的作用。
记者：“非典”以来的十年，您一直坚持临床接诊。就您的观察，呼吸类疾病在这十年中有什么趋势上的变化吗？
钟南山：哮喘的发病及发作明显增加，而且增加得非常快。什么原因？除了过敏原的因素外，就是和抽烟，和空气污染有关系。我搞呼吸系统的，这是直观感觉。
记者：您刚才也谈到了灰霾天气的影响，有没有比较确凿的统计资料可以证明它与肺癌发病率的关联？
钟南山：没有。现在我还在搜集国内资料，从一九八几年开始就有很多人注意这个问题了。极端的例子，像在云南宣威一带，肺癌患病率可以达到十万分之一百以上（2005年），不得了，很高很高。到2010年，北京是十万分之七十六，这是男性，女性十万分之四十八，已经很高了。局部资料也越来越多了，包括孩子的咽炎，结膜炎，气管炎等。
假如这么严重的灰霾天，再过五年、过十年会怎么样，真的不敢说。但等那个时候到什么情况我们才来搞，晚了。
像1970年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还有日本，灰霾变成光化毒气，在伦敦那次是1950年，四天死了5000多人，引起恐慌了，是不是中国也需要到出现这样的事才引起重视呢？不行的。对这种涉及到公共卫生的事件，绝对是预防为主，早早发现。
就像2009年的甲流，我们中国做得很漂亮。外堵输入，靳海音内防扩散，很快控制这些传染源，做得最漂亮的是疫苗，从2009年5月份发现决不饶恕，马上做基因检测，知道了它的全基因，就开始做疫苗，到9月份，就已经上市用了，到了2010年初，接近一亿人接受了治疗。整个做得非常漂亮。后来甲流整个就下去了。
灰霾我同样认为是这样，有人认为我对它的严重性夸大其词，这个我是从国外观察了二十几年的资料得出来的。每增加10个微克的PM2.5每立方米，心脏病增加3%，慢阻肺住院率增加3.1%，平均各种原因的病死率以25微克为界，每增加10个微克病死率增加1%，这些都有很详细的数据。美国用26年观察了1100个肺癌病人的整个发展过程，发现PM2.5每增加10个微克，病死率增加15%到27%，都是非常严谨的观察。
国外有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印证，我们不可能等国内的，过若干年印证完了再来预防，那太晚了。一个聪明的领导者，高水平的医生，就是防患于未然，上医治未病，自古就知道。所以，要等到那个时候再来说危害有多大，这是个下策。

张雁灵：“非典”给国家和民众上了重要一课
“我一生中经历了很多事，可能这件事是最令人难忘的一件。”坐在记者面前的张雁灵，两鬓已略显斑白，回忆起十年前小汤山非典医院，依旧清晰地记得每个细节。

谈起“非典”，原小汤山非典医院院长张雁灵绝对是一个标杆性的人物。
这座临时搭建起来的医院，集中收治了680名确诊“非典”病人，约占全国“非典”患者总数的七分之一，除八人死亡外刀无极，其余均康复出院，而1383名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
“组建小汤山非典医院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又是非常有效的措施。”多年后，回忆起那时的决定，张雁灵如此评价说。
“那一年，北京打了一场遭遇战”
“街道空巷，饭店关门，学校停课，王府井大街上居然那样冷清。”
张雁灵说，虽然在国际流行病学史上，“非典”疫情人数、死亡人数并不算多。“但是，这个病很特殊，来得很突然，传染性极强，很多医务人员倒下，人们对它不认识，很多人内心极度恐惧害怕，不知道疫情会持续多久，没人能预测‘非典’后来的发展是什么样。”
“非典”从广东蔓延到北京，面对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军人出身的张雁灵习惯用战术用语来形容：“北京打了一场遭遇战。”
“被动的应对”是遭遇战最大的特点。为应对“非典”疫情的侵袭，中央、北京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组建小汤山非典医院。
2003年4月中旬，北京的“非典”疫情近乎一夜间就进入了高发期，医院病床缺口1500张，许多确诊的“非典”病人只能滞留在门诊室。为避免扩大感染，新建一所临时传染病医院，已成为北京市别无选择的选择。
“小汤山非典医院存在时间很短，只有51天，真的是紧急状态下的应急措施。” 张雁灵向记者表示。

“七天建一座医院，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如今，“非典”已经过去十五年，小汤山非典医院已经浓缩成一个“非典”时期的一个符号，站在这个历史的节点回望，“很难说有哪件事哪个人，印象最深刻，因为，”张雁灵顿了顿说，“都是奇迹。”
七天内必须建成一所大型传染病医院，张雁灵听到这个消息后，脑中第一个闪念就是“不可能”。“这不是野营搭帐篷，要符合传染病医院的条件，要有隔离条件，患者在这里吃住，排泄物必须进行处理，不能污染环境，要做到符合传染病管理的消毒隔离。在世界的建筑史上，要建造一个国家级的传染病医院最快也要8至10个月吉祥谣。”
然而，如火的疫情面前，容不得半点犹豫。
张雁灵接到任务后，70分钟就赶到报到现场。
这一天，北京市累计收治“非典”病人2705人，66人不治身亡。
“当时的情况下，形式主义没有了，空话套话没有了，时任北京市市委书记刘淇、代市长王岐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等领导来了以后，见面就开始研究具体的事。”

施工现场，机器轰鸣，没有了白天与黑夜。
在张雁灵的记忆里，这一幕比任何灾难大片都场面宏大，令人窒息。
“六家建筑公司的工人连轴转，工人干累了，倒在路边就睡着了。我要走过去，都要迈过人走，你们可能在看电视剧上见过这样的情景，建立小汤山非典医院真实就是这样的。”
七天后，一座能容纳1000张病床的医院拔地而起。附近的村民感慨，“像是突然从地里冒出来一样。”
小汤山非典医院就像一艘诺亚方舟，北京的疫情也伴随着它的组建实现重大逆转。

“小汤山不是山，而是一块无名高地”
除了硬件设施的建设，人员的组建也至关重要。
全军114家医院迅速抽调1200名骨干医护人员，集合时间只有2小时。有的刚刚从手术室出来，来不及换衣服，便坐上火车赶往北京，许多医护人员悄悄地留下遗书，做了最坏的打算。
那份悲壮，张雁灵一直记忆犹新。
“电话不接！短信不回！你想瞒到什么时候？你是非要把我们急死才算啊！”猛然间，看见背着满满一大包换洗衣服站在面前的妻子，张雁灵无言以对。
在“失踪”50多个小时后，妻子才从电视上得知他来到小汤山的消息。
小汤山非典医院组建之初，曾有外电预言，北京政府建了这么大的一所野战医院的决策或许是错误的，极有可能让医护人员成批地倒在小汤山。
许多被抽调来的护士都是年轻的女孩子，张雁灵动情地回忆，成都军区联勤部一位领导在机场送行时说过一段话，“今天送你们王翊丹，不知道迎接你们的时候是什么样，打仗上战场是我们老爷们的事，现在抗‘非典’却要把你们这些女孩子送到前线去，让我们这些老爷们在家里等，心里很不好受。”

张雁灵回忆说，最令他担心、最有感染危险的是重症监护室。呼吸道病人救治最怕的是气管切开，每一次气管切开手术，都必然造成气管分泌物“啪”的一下喷涌而出，带血的泡沫状痰液在空中散开，溅到医护人员的身上，每一滴带血的液体里，都藏着无数的凶险。
平日极具亲和力的张雁灵，在防护工作上却铁面无私，他以极其严格的“小汤山军规”要求每个人，哪怕被指过度防护。

如今的小汤山非典医院，已经变成废墟，长满杂草，不久的将来这里将建成新的健康管理中心。4月的柳树伸展开嫩绿的小芽，和煦的阳光照在鲜艳的火鹤上，平静安详。
如果不是刻意探寻，有谁会想到十年前的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怎样的生死肉搏。

张雁灵说，小汤山不是一座山，小汤山没有山，小汤山是这次“非典”战役的无名高地，没有记录下那些患者的姓名，没有记录下那些医务人员的名字。
人们匆匆地来了，又匆匆地走了。
大部分医护人员一直带着口罩和眼罩，连患者都看不到他们的脸，他们永远是无名英雄。

“‘非典’给国家和民众上了重要一课”
“这里是不是死亡集中营？为什么把我们弄到荒郊野外？是不是拿我们做试验？”一位40多岁的女患者，初到小汤山非典医院，下车就靠着墙哭。
“非典”带给国人心理上的震撼，面对未知传染病的极度恐惧，至今仍深深地烙刻在亲历者心中。
在张雁灵看来，将公共卫生的安全视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一点也不为过。在世界卫生史上，因为传染病包括流感死亡的人数远远要比战争死亡的人数多得多，历史上有很多城市甚至国家就是因为暴发传染病而消亡。
“‘非典’以前，我们国家对公共卫生安全也重视，但是没有实质性地去做战略储备、战略预案和相关政策白鹇养殖。‘非典’给我们提示了这些，从某种角度，我们要感谢‘非典’给政府、民众以及卫生系统上了一堂公共应急卫生的课。”张雁灵说。

首先，最典型的是，2003年5月，国务院公布出台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条例》。短期通过这么一个法规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但实际上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二，是组织平台的建设。过去有防疫局、防疫所，但事实上都流于形式，“非典”开始的时候可以看到它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非典”以后，我国家加强了这方面的建设，卫生部建立了应急办，加强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建设，重大传染病的防控系统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
过去，国家“重医轻防”，在全国医务人员的意识里同样存在，医学生往往选择临床医学，不愿选防疫医学，这样形成我国这支防疫队伍很弱。“非典”以后，从院校到研究机构，到行政管理机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除了政策、平台建设、防疫队伍的问题，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中国老百姓对疾病的防控意识也增强了。”张雁灵认为，“如果说北京防疫‘非典’取得成功，北京市民的认识提高极为重要，知道急性传染病的基本的程序流，‘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这些原来是我们卫生系统内部的说法，现在已成为老百姓自己的说法，家庭内部就能隔离。”
“我相信如果北京现在再来一场传染病，老百姓自己会更自觉、主动地参与进来。”

“回望小汤山，回望那些事和人”
张雁灵经历了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的汶川地震救援、2009年的甲型防控H1N1流感……每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张雁灵都从容担当。
1970年入伍的张雁灵，还参与了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救援，1998年抗洪也赶到了前线。张雁灵笑称，“我的命苦，前后都赶上了”。
2008年，张雁灵出版了记录“非典”岁月的《回望小汤山》一书。讲起这本书的源起，张雁灵说，非典时期大家都是戴着眼镜和口罩，虽然在一起工作，但是短时间内很难认清楚，心里感到很愧疚，自感院长当得很不称职，对医护人员关心了解不够，平时就以写日记的方式来记录下来。“写这本书，是想把这些记下来，记录下来这些人和事，回望小汤山主要是回望这些人和事。”

张雁灵在书中的后记中，写下总后一位首长勉励的话语，“能经历那样一场大灾难，能经受那样严峻的生死考验，不仅仅是个人经历，更是一笔宝贵的社会财富，真实地记录历史，并让更多地人了解历史，也是为了更好地记住教训，警示未来。”

来源：人民网“非典十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