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 1968年5月的巴黎 纪念-Acquired惊世皇后

Mai 1968 a Paris
1968年5月，法国巴黎的风暴就是在一派欣欣向荣的平静气氛中爆发了。大学生从对学校教育的抗议开始萧立扬，从校内走向街头，一系列小规模的冲突不断发展，引发了五月十日拉丁区（巴黎的大学和文化区）的街垒之夜。巴黎道路的一块块铺路石被挖出来，“修筑街垒在示威者中创造了一种兴奋、友爱和节日般的气氛”。然而，当天晚上的镇压是残酷的，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倒在警察的棍棒之下，医院挤满伤员。
但是镇压反而激起全体市民的同情，工人参加到学生队伍中，舆论也一边倒地批评政府的野蛮行径。警察退出了拉丁区，庄严的索邦大学被大学生们占领，墙上贴满了大字报 。对当时的青年学生来说，“自由有理，革命无罪”在一夜之间成为生活的信条。大家聚集在广场， 肆无忌惮地表达对一切禁忌的不屑，惟一需要禁止的东西就是“禁止”本身。这是一场狂欢节般的运动，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被打破了。作家索莱尔斯（Sollers）在回忆“五月”的时候说：“在五月，我们做一切让我们开心的事情。城市已经静止，一切都停下来，翻了个个儿。五月给我的印象是巨大的宁静。我们不停说话，不睡觉，我们都在构思最激进的理论，互相攻击，辩论，这些美好的日子既是爆炸又是静止，留下安详的回忆……在斗争之外的是每个人的冒险生活，每个时刻都感受着令人神往的节日。清晨的天空，空旷的街巷， 宪兵追来时的奔跑，着火的汽车 ，偶尔看到的尸体 伊呀嫣，语句和笑声在陌生人之间快速的流动。”
法国知识分子 对1968年的怀旧不仅是政治的，也是抒情的和美学的，有某种超现实主义的色彩。但是社会不可能停留在暴力与欢笑之中，政府最终打败了疲惫不堪的学生，恢复了秩序。从六月开始，社会逐渐恢复平静。 “另一种活法 ”是1968年运动最令人激动的渴求。资产阶级为了提高生产效率 ，窒息了人民的精神，为了让乌托邦成为现实就必须抛弃现有的文化，因此68一代人（soixante-huitards）在文化领域进行革命，开辟了新战线 ，一切反面 价值观都被当作革命性的杨晓青儿。 性解放 、吸毒、反家庭、 同性恋 ，一切欲望都 是革命，一切对欲望的控制都是反革命。姜柔
上世纪70年代 ，对身体欲望的崇拜成为法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 青年的信仰，他们企图用自己的身体为武器对社会和文化权威说：不！以自我毁灭作为射向传统的子弹。他们对文化纵情破坏，并体验到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狂喜。但是这种文化造反也只是一台戏剧 ，而不是一条出路。情绪动荡的阶段之后，《 古拉格群岛 》的出版和中国“ 文革 ”的真实信息传播到法国知识界，引发了对“革命”的置疑，这是对极左派的沉重一击。革命这个概念是否具有绝对的合法性？在法国这样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国家，知识分子开始思考革命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
( 关于《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让?皮埃尔?勒?戈夫著，胡尧步 等译 )


1968， 撞击世界之年
1968读凡卡有感， The Year That Rocked the World
文 | 曹柠
1960年代末的欧美社会剧烈动荡，社会事件频发，反越战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交织在一起，各种抗议游行浪潮此起彼伏赖文峰现状。对现实不满、对未来迷茫，青年人中出现了摒弃现存的社会价值而谋求一种虚无的回避现实的生活方式，一股强大的反主流文化开始出现，并贯穿了整个1960、1970年代。

美国专栏作家马克·科兰斯基的《1968：撞击世界之年》对于1968年的“气质”拿捏得颇为准确：“1968年的独特之处在于人民针对各种议题进行反抗，其共同之处仅在于那种强烈的反抗愿望、对反抗方式的理解、对现存制度的疏离感，以及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的深切厌恶。”
如今怀念起1968年小奥兹，恐怕没有什么比法国的“五月风暴”更令人津津乐道了。1968年3月22日，巴黎南泰尔文学院学生集会，抗议政府逮捕反越战学生，诱发一连串学生抗议活动。5月3日，学生集会时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数百人受伤，600名学生被捕。5月12日，巴黎大学的学生占领了学校，成立行动委员会，法国许多省市的学生纷纷起来支持巴黎的学生运动，他们占领大楼，筑起街垒，展开巷战，形成一种“反抗—镇压—反抗”式的革命再造。5月13日，法国全国百万工大人总罢工以支持学生，致使全国海陆空交通一度中断，经济生产全部陷于停顿。5月24日，整个法国近乎瘫痪，在国外访问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勿忙赶回巴黎，处理国内局势。5月30日，戴高乐宣布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全国选举。
富足与无聊的革命？
战后的人口爆炸带给欧洲前所未有的社会冲击：社会变得无比年轻。1968年时，法国16-24岁的青年人超过800万，达到全国总人口的16.1%。精英化的高等教育不得不面临扩招改革，蓬皮杜在任时期，扩招的学生、增加的学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总理，直到5月以前，蓬皮杜还宣称进行的大学扩招是令他最感到骄傲的。但旧瓶装新酒的改革带来灾难性后果显而易见，大学人数迅速膨胀，而教学质量也随之大幅下降，到处拥挤不堪，躁动的气息弥漫整个校园。学生们抱怨大学变成了一种“无用知识发送机”和“文凭制造厂”，被稀释的教育让他们患上了“知识不育症”。

1960年代青年面临着深刻的代际差异，历史学家托尼·朱特称他们“数量庞大、生气蓬勃、娇生惯养、志得意满，文化上自成一套”，而他们的父辈则“数量奇少、毫无安全感、被萧条和战争所压垮”。“如今再没有什么事要对付了，也再没有什么英雄业绩可创造了，我反倒觉得没劲。”戴高乐的态度一语成谶，步步危机剧情介绍学生们一个月之后就占领巴黎街头来“找乐子”了。
战后的宽松气氛给了青年人选择的可能。他们所在的时代，风尚、规则、价值观都在顺应他们的要求而渐变，流行音乐和影视几乎完全由青年人主导。1968年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来自好莱坞影片《人猿星球》（Planet of the Apes）：“别相信任何30岁以上的家伙”，这条向暴动的黑猩猩提供的建议，呼应了年轻人对于任何权威都有深深的愤恨和不信任，而在影片《狂野街头》（Wild in the Streets）中间谍风一号，年轻人索性颠覆了成人世界的政权，一群年轻人将所有35岁以上的人投入集中营，并建立起了独裁暴政。
马尔库塞、马尔罗、加缪、萨特等人的思想风靡一时，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中国与古巴的革命思想， 都鼓噪着青年们过剩的荷尔蒙，恰如格瓦拉的名言“革命的任务就是制造革命”。法国年轻人高举着“要做爱龙珠之有罪，不要战争”、“让一切大白于天下”、“做自己的事情”，以唯我独尊的姿态投身改变世界的洪流之中，而事实上这些“一句话文学”鼓动的不过是寻欢作乐、尽情做爱、嘲弄权威、爱怎么做便怎么做，然后顺便改变世界。每个人对1960年代末的“代沟”有不同的见解，有人坚持认为所谓代沟，不过是年轻人逆反心理在作怪，也有人认为这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冲突反映了“胆大敢为的年轻人”和“老练事故”的成年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科兰斯基说：“1968年令人激动人心的地方在于，全世界难以计数的人们都拒绝对世上诸多不平之事保持沉默。如果别无选择，他们会走上街头，呐喊示威，这给世界带来了一丝难得的希望，即哪里有不公，哪里就会有人揭露它，并试图改变它。”

令戴高乐和蓬皮杜最担心的还是发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让法国的国家运转难以为继。但罢工者和学生的共同点是他们并没有明确要求什么具体的好处，而是迫切地想要改变生活方式，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反抗的原因被认定为无聊而非不满，一场名副其实的丰衣足食的反叛雅立史卓莎。
怀旧者的心理闹剧？
事实上，五月风暴带给人们的心理影响烈火之炎，比实际的要大得多。一群风度翩翩的少年穿行在巴黎左岸弥漫着历史感的街道上，1968作为一种“心理闹剧”（雷蒙·阿隆语），成为广为接受的神话和怀旧的对象：“大学生和工人们将又一次对这些日子的罢工、节庆、游行、无休止的讨论和暴动留下美好的回忆，仿佛日常生活的烦恼、技术和官僚主义所造成的窒息感，需要时不时地突然宣泄一下，似乎法国人只有在革命（或者假革命）的心理闹剧中，才能使孤独感得到解脱。”多年以后的一次访谈中雷蒙·阿隆提到无字拼图，五月风暴坚决的反对者最受冲击的，不是学生造反和工人罢工本身，而是“国家令人尊敬的形态衰落了”。但像雷蒙·阿隆这样秉持理性政治参与的学者，在法国的文化传统中从来就是边缘的，他们只是“介入的旁观者”。

如今人们更倾向于用“Mai 68”这一时间刻度大雁吧，来标刻这段历史。讽刺的是，反抗平庸者进而沦为反抗目标本身的一部分。五月风暴之后，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法国八健将，再也没有真正的革命。曾经的革命者、现在的媒介学家德布雷说：“假性怀孕结束了！”民主取代革命成为关键词，普遍的平庸替换了对理想的追寻。托尼·朱特在其被誉为“难以超越的经典”《战后欧洲史》中总结五月风暴时写道：“这场革命从一开始就是自杀式的，这些意图鄙视并憎恶消费文化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成了文化消费的目标。”这位生于1948年，对1960年代情感复杂的历史学家发出了不无遗憾的哀婉：“60年代人的标语和计划，远未重新唤起那代人所热切想要的，重新赋予其语言以新活力的革命传统，现在看来倒反而成了它最后的绝唱。”

绝唱与否，所有新老青年
一心向往的是卸下
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ing, 1988
本文转自外国诗歌精选，版权属原作者侯阁亭。